荣新江:安史之乱后粟特胡人的动向(上)
发布时间:2020-07-15

原标题:荣新江:安史之乱后粟特胡人的动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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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固然造成唐人对“胡化”的逆感,但并异国影响粟特人在长安的不息存在,他们用改换姓氏、郡看等手段来转胡为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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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后粟特胡人的动向(上)

荣新江

安史之乱的发动者安禄山、史思明首家的营州一带,在开元时就已成为粟特人的新家园。经过安禄山的经营,河北地区成为粟特商胡的憧憬之地,添上突厥部落内的胡人南下,在天宝末年以前,河北已成为胡化之区。安史乱后,一方面,唐朝展现排斥胡人的情感,很多粟特人蒙受抨击,纷纷向河北三镇转移,追求新的生存之地。大量粟特胡人迁居河北,添重了河北的胡化倾向,也增补了河北藩镇的力量。末了,添入到晚唐强劲的北方民族沙陀部的粟特人,又成为五代王朝的中坚,甚至像石敬瑭那样当上了皇帝。另一方面,安史之乱固然造成唐人对“胡化”的逆感,但并异国影响粟特人在长安的不息存在,他们用改换姓氏、郡看等手段来转胡为汉,如武威安氏改姓李氏,康姓附会出自会稽,何氏自称看在庐江,而且同属伊朗系胡人的波斯人则在长安不息存在,照样声称本身是“西国波斯人也”,并保持他们原有的宗教信念,使唐朝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精神不息保持到晚唐[1]。 在本文中,笔者试就安史之乱后粟特胡人的动向题目,略做申论。

睁开全文

一、安史之乱后唐朝境内对胡化的排斥

安史之乱爆发之前的唐朝,是一个盛开的多栽民族共存的大国。岂论在安史叛军当中,照样在平息安史叛军的唐朝军队当中,都有大量的外族民多,包括西域胡人。因此,吾们把安史之乱定性为争取总揽权利的搏斗,而不把它看作是一场差别民族间的民族搏斗。然而,安史之乱的领导者安禄山父子和史思明父子,在唐朝人眼中是地道的“杂栽胡”,即昭武九姓出身的粟特人,他们发动了这场叛乱,给唐朝社会造成了重大创伤。因此,在安史之乱的平息过程中和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唐朝境内展现了对胡人的抨击和对“胡化”的排斥。

这最先外现在唐朝对安禄山的怨恨上。《旧唐书》卷一〇《肃宗本纪》记:至德二载(757)十一月,肃宗进入刚刚收复的长安后,“宫省门带‘安’字者改之。”[2]《唐会要》卷八六《城郭》记载略详:“至德二(三)载正月二十七日,改丹凤门为明凤门,安化门为达礼门,安上门为天资门,及坊名有‘安’者悉改之,寻并却照样。”[3]《资治通鉴》卷二二〇至德二载岁暮记:“更安西曰镇西。”[4]出于对安禄山的死路恨而把一些地名、坊名和门名中的“安”字改失踪,隐晦是暂时的情感冲动,由于“安”字本身是个具有褒义的字,在人们民风行使的地名、坊名、门名中大量存在,多不胜改,因此,《唐会要》说很快就又改了回去[5]。但是,吾们从这个事情上不寝陋出,唐朝极力期待抹失踪一切安禄山的痕迹。

其次外现在对胡人的排斥甚至杀戮上。傅笑成师长在《唐代夷夏不都雅念之演变》一文中,举安史乱后唐朝对外族立功将领李光弼、仆固怀恩、李怀光三人的猜忌为例,来表明夷夏之防的转折[6]。其中的仆固怀恩,原为铁勒仆骨部人,贞不都雅时就归降唐朝,祖父以来三代任金微都督府都督。仆固怀恩后效力于朔方军,自安禄山叛乱以来,“所在力战,一门物化王事者四十六人,女嫁绝域,说谕回纥,再收两京,平息河南、北,功无与比”[7],却被河东节度使辛云京和宦官骆奉仙构陷,而朝廷不辨弯直,代宗听信中使单方之辞,包庇辛云京,末了逼得仆固怀恩走上逆叛道路[8]。从整个事件来看,仆固怀恩之叛,十足是唐朝君臣对于胡人将领的猜忌心境造成的。

这栽对胡人厌忌心境的极端做法,就是对胡人的杀戮。自代宗时,“九姓胡常冒回纥之名,混居京师,殖货纵暴,与回纥共为公私之患”。德宗即位,建中元年(780)命回纥使者董突尽率在京师的回纥及粟特胡归国。这些人到振武(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西北土城子)后,数月不归,厚求资给,并暴践庄稼。同年回纥顿莫贺可汗新立,在漠北杀九姓胡二千多人,居于振武的九姓胡密献策于唐振武留后张光晟,请杀回纥。而张光盛却喜其党自离,勒兵掩袭,将回纥及九姓胡一并杀戮,并聚为京不都雅。董突为回纥新可汗的叔父,回纥遣使请专杀者复仇,但德宗只是贬张光晟为睦王傅,寻改太仆卿[9]。张光晟在脱手之前,曾上奏朝廷,称:“回纥本栽非多,所辅以强者,群胡也……请杀之。”[10]朝廷虽未准其奏,但从过后的处理来看,隐晦对杀胡事件予以默许和庇护。由此可见,唐朝军将对九姓胡的死路恨较回纥为重,而朝廷对诛杀胡人的做法不予追究,这不克不说是安史之乱后唐朝君臣对胡人的厌倦,稀奇是对于与安禄山、史思明同栽的粟特人,恨不得杀之而后快。

这栽由于对安、史以及胡人的厌倦感,逐渐形成了一栽对唐朝前期胡化表象的否定,并且把这栽胡化看成是安史之乱的直接因为。唐人姚汝能著《安禄山事迹》卷下称:“天宝初,贵游士庶好衣胡服,为豹皮帽,妇人则簪步摇,衩衣之制度,衿袖褊狭。识者窃怪之,知其(戎)〔兆〕矣。”[11]这是把天宝初年长安通走穿胡服的风气,看作是安史之乱的征兆。五代后晋刘昫等著《旧唐书》卷四五《舆服志》也说:“开元来……太常笑尚胡弯,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士女皆竟衣胡服,故有范阳羯胡之乱,兆于好尚远矣。”[12]这段话答当也是来自唐人的说法,这边已经把胡弯、胡食、胡服都当作安史之乱的远兆。

这栽胡化导致安史之乱的说法,由于中唐著名诗人白居易(772-846)和元稹(779-831)赋之于诗,而得到更为普及的认同。白居易《胡旋女》相关诗句云:

胡旋女,出康居,徒劳东来万里余。

中原自有胡旋者,斗妙争能尔不如。

天宝季年时欲变,臣妾人人学圜转。

中有太真外禄山,二人最道能胡旋。

梨花园中册作妃,金鸡障下养为儿。

禄山胡旋迷君眼,兵过黄河疑未逆[13]。

白居易把天宝末年将要发生的社会巨变,和玄宗喜欢妃杨月亮与发动叛乱的范阳节度使安禄山的胡旋舞技相关首来。《安禄山事迹》及两唐书《安禄山传》也都稀奇描述安禄山跳胡旋舞“其疾如风”[14]。元稹《胡旋女》也云:

天宝欲末胡欲乱,胡人献女能胡旋。

旋得明王不觉迷,妖胡奄到长生殿。

胡旋之义世末知,胡旋之容吾能传。……[15]

也是把胡人所献胡女所舞的胡旋,和妖胡安禄山的叛乱相关首来。元稹《立部伎》诗夹注也云:“太常丞宋沇传汉中王旧说云:玄宗虽雅好度弯,然而不曾使蕃汉杂奏。天宝十三载(754), 首诏道调法弯与胡部新声配相符,识者异之。明年禄山叛。”[16]更是把胡弯和安禄山之逆叛直接说成是因果相关。这栽社会思潮实际上和那时的古文活动以及韩愈等人的逆佛走动是一脉相承的。陈寅恪师长在商议元稹、白居易《新笑府》时说:“盖古文活动之初首,由于萧颖士、李华、独孤及之倡导与梁肃之发扬。此诸公者,皆身经天宝之乱离,而流寓于南土,其发思古之情,怀拨乱之言,乃安史变叛刺激之逆映也。唐代那时之人既视安史之变叛,为戎狄之乱华,不光同于地方藩镇之招架中心当局,宜乎尊王必先攘夷之理论,成为古文活动之一要点矣。昌黎于此认识最确,故主张一直。其他古文活动之健者,若元、白二公,则于不自愿之中,见解直授与此潮流之波动,而具有暗藏认识,遂藏于心者发于言耳。”[17]可谓至确之论。

然而,中唐文人的这栽看法,并不相符原形。唐朝前期长安通走的胡服,固然能够与大量粟特胡人的涌入相关[18]。但是,开元、天宝年间长安的胡化与河北安禄山限制区域的胡化并非一回事,后者与安史之乱的爆发是有一些相关,但前者却意外[19]。可是,安史乱后唐朝的这栽看法流播繁衍,必然对留居唐朝的胡人,稀奇是九姓粟特胡人产生凶猛影响,这是值得吾们稀奇关注的题目。

二、留居中原的粟特胡人如何答对

在唐朝朝野上下排斥胡化的思潮下,留居中原的胡人,稀奇是与安禄山同栽的粟特胡人,必然处于一栽为难的局面之下。面对如许的形式,想要在中原不息生存的粟特胡人,该采取怎样的走动呢?

武威安氏,即协助唐朝息灭凉州李轨势力的安兴贵、安修仁一家,能够说是不息追随唐室的粟特安国后裔。安兴贵子安元寿由李世民秦王府右库真首家,参与玄武门之变,协助李世民夺取政权,以后在唐朝与东西突厥的搏斗中屡立战功,并不息在长安、洛阳任诸卫将军,永淳二年(683)卒于洛阳,特令陪葬唐太宗昭陵[20]。安元寿孙安忠敬历任右威卫翊府右郎将兼新泉军使、赤水军副使兼赤水新泉两军监牧使、会州刺史、松州都督、河西节度副大使、临洮军使、鄯州都督,三十年间,为唐朝抗击突厥、吐蕃而转战西北边疆,以开元十四年(726)终于鄯州,归葬凉州之祖茔[21]。这一家族固然早已落籍凉州武威,但其隐晦是来自粟特的安国,现在最早挑到其家族来源的史料即《安元寿墓志》,其中铭词说安氏是“妫水导源,凉土开国”。妫水即粟特殊区的阿姆河,此句外明安氏来自阿姆河旁的安国(布哈拉)。《元和姓纂》卷四“安姓”条记:“姑臧凉州。出自安国,汉代遣子朝,因居凉土。后魏安难陀至孙盘婆罗,代居凉州,为萨宝。”[22]即清晰说凉州安姓出自安国,而且从北魏以来,不息任凉州萨宝。萨宝正是从队商首领发展而来的胡人聚落首领的名称,也外清新这一家族的粟特来历。但随着这个家族在中原永远生活下来,他们的后人也就徐徐把本身的祖系与黄帝或者汉代来华的著名僧人安世高相关首来。张说所撰《安忠敬碑》说到其家族来源时,云:“轩辕帝孙,降居弱水,修整王子,以国为姓。”《新唐书》卷七五下《宰相世系外》更说:“武威李氏,本安氏,出自姬姓。黄帝生昌意,昌意次子安,居于西方,自号修整国。后汉末,遣子世高入朝,因居洛阳。”其实,这隐晦是安氏由于久居中国而稀奇要和中国攀上相关,为与汉人先人“通谱”而捏造出来的,这是武威安氏逐渐汉化的外现[23]。

安史之乱爆发后,安忠敬子安重璋在李光弼麾下抗击叛军,乾元二年(759)在据守河阳之役中立功,迁泽州刺史。代宗即位,升任泽潞节度使、潞州大都督府长史、兼御史医生,添领陈、郑二州,迁兵部尚书。《旧唐书》卷一三二《李抱玉传》记:此时抱玉(即安重璋)“上言:‘臣贯属凉州,本姓安氏,以禄山构祸,耻与同姓,去至德二年五月,蒙恩赐姓李氏,今请割贯属京兆府长安县。’许之,因是举宗并赐国姓。”固然在安禄山叛乱后,武威安氏家族成员并异国由于与之同姓而受到唐朝的排斥或猜忌,而且得到太尉李光弼的信任。但安氏家族成员却乘立功之机乞求改姓,并被肃宗赐予与皇家相通的李姓[24]。值得仔细的是,安氏改姓的年份,即是肃宗更换长安宫省门带“安”字的联相符年,固然史料记载改姓在前(五月),改宫省门名在后(十一月),不过吾们从两件事的相通点不难推想,正是那时朝野对安禄山的“安”的厌倦情感,才促使已经在唐朝赫赫著名的武威安氏改姓为李。到乾元二年,安重璋又借立功之机,请求徙籍京兆,从此脱离凉州,成为地道的长安人了[25]。武威安氏是唐初以来的大姓,这一家族的改姓李氏和徙籍京兆,在胡人中答当具有外率的作用,固然其他阶层的胡人不克像李抱玉那样彻底转折安家的标志,从而成为地道的长安人,但这栽做法无疑会被其他胡人所模仿,因此具有相等主要的意义。

同出武威的安暐挑供了改姓的另一个很好的例证。李息甫撰《李国珍墓志》相关文字如下:“公将门令族,本姓安氏。讳暐,字暐,武威郡人也。天宝中,以忠勇见进,武艺著名。及燕虏犯阙,二圣蒙尘,公奉肃宗,以爪牙从事。由是磬其肝胆,稍沐洪恩。特赐嘉名,改氏皇姓。出生入物化,实为士卒之先;执锐被坚,颇历日月之久。其改讳曰国珍,则有以见宠渥器重之义矣。以兴元元年(784)九月四日,薨于长安县光德里。其年十一月十二日,葬于万年县长安乡而备礼焉。”[26]这边只说安暐为武威安氏,但不难推知他是迁来河西的粟特安国后裔。固然说他出自将门令族,但异国举出任何光荣的先人,因此与安重璋不是联相符家族。但他也在安禄山叛乱以后,由肃宗赐姓李氏,名国珍,而且从他葬于长安万年县长安乡来看,也已经是京兆人了。安暐改姓的时间墓志异国清晰记载,一栽能够是与安重璋相通在至德二年的环境下而乞求改姓;但从安暐的地位来看,他更能够是在安重璋乞求改姓李氏以后,以同为武威安氏的身份,得到肃宗赐姓的荣耀。

《新唐书》卷一五六《李元谅传》云:“李元谅,修整人,本安氏,少为宦官骆奉先养息,冒姓骆,名元光。”贞元五年(789)立于华州的《李元谅颂》碑称:“公本名元光,姓骆氏,武威姑臧人。盖黄轩帝孙,降居修整,高阳王□,留宅姑臧。而弱岁羁孤,感于亲信,□□□之族,从骆统之宗党,镇潼关□五年矣。”[27]这也许是《新传》所本。新出土的《李元谅墓志》相关文字云:“公本安姓,讳元光,其先修整王之胄也。家于凉州,代为著姓。”文中异国挑冒姓骆之事,也许有所逃避。但挑到在助唐平息建中时朱泚和李怀光之乱后,被德宗“赐姓李氏,同属籍也;改名元谅,昭诚节也。”[28]在唐朝,粟特安姓往往说本身是修整王子安世高的后人,因而这边的修整人云云,意外可信。“安元光”别名确有着地道的粟特祆教徒姓名的色彩。他冒姓骆的时间不明,但骆奉先就是上一节挑到过的逼逆仆固怀恩的骆奉仙,在代宗、德宗时“权势炽然”[29],安元光也许是代宗时为其所养,但在骆奉先如许一个嫉恨胡人将领的宦官那里,安元光也许只能用转折姓氏的手段来逃避不幸。他的墓志里只字不挑这段经历,恐怕是有因为的。而他经由过程本身的搏斗,末了被德宗赐予国姓,而且还归入皇族属籍,可谓幸运之至。安元光之赐姓李,也能够是由于他同是凉州的安氏粟特人。

另外,《曹惠琳墓志》(779年撰)云:“本看敦煌康氏也。未龆龀,舅氏赠绵州刺史元裕见而奇之,毓为后嗣,礼均天属,遂称曹氏焉。”[30]据天宝八载立《大唐博陵郡北岳恒山封安天王之铭》,安禄山很能够出身于瓜州常笑康氏[31],敦煌康氏很容易让人和安禄山相关首来。曹惠琳被舅舅曹元裕过继以前,则十足抹失踪了胡人的痕迹,由于在墓志中,异国说这个曹氏是中亚的曹国出身,照样中国的大姓,那么也就能够被视同华夏了。这是一个稀奇的例子,也许也是那时粟特人采用的一栽改姓手段。

能够被皇帝赐姓的粟特胡人毕竟是小批,因此,像武威安氏那样转折籍贯,倒是一个不消非要皇家准许的做法,因此吾们看到,安史之乱以后,粟特人墓志中所书的出身和籍贯有了清晰的变化。

在安史之乱以前,粟特人是不讳言出身的,有些直接说是某国人,有些已经在中国入籍,但也在墓志中外示本身的本源。现将吾们搜集到的原料按墓主葬年挨次列出,并略添解说:

《史射勿墓志》(610年):“平凉平高县人,其先出自西国。”[32]隐晦是从西方(中亚)粟特史国迁徙而落籍平凉(今固原)的。其子史诃耽[33]、史道洛[34]、孙史铁棒[35]的墓志也都出土,不俱引。

《康婆墓志》(647年):“博陵人也,本康国王之裔也。高祖罗,以魏孝文世,举国内附,朝于洛阳,因而家焉,故为洛阳人也。”[36]北魏孝文帝时来自粟特康国,后为洛阳人,又再迁博陵。从其葬在洛阳看,其祖籍仍在洛阳。

《康阿达墓志》(贞不都雅年间):“西域康国人也。祖拔达,凉州萨保。父莫量,同葬稳定里。”[37]此志出土于武威,康莫量父子同葬于此,而尚未称作凉州人,则是从西域康国迁来不久。

《安延墓志》(653年):“河西武威人也。灵源濬沼,浪发昆峰;茂林森蔚,华敷积石。跃银鞍而得俊,飞白羽而称雄。故得冠冕酋豪,因家洛俟。”[38]这边用“昆峰”指其来自西方,可指安延一家出自安国,经武威而落籍洛阳。

《何盛墓志》(653年):“洛阳人也,其先出自夸夏之后。”[39]大夏是古代巴克特里亚,后为月氏竖立的贵霜王朝取代,唐朝则称其地为吐火罗,与粟特殊区毗邻。由于入华粟特人冒称是从中国河西走廊迁走的月氏人的后裔,因而用“大夏”来黑指月氏,下引六胡州粟特人《何府君墓志》即称“大夏月氏人也”,能够为证。何盛实为粟特何国后裔,但已著籍为洛阳人。

《安万通墓志》(654年):“雍州长安人也。先祖本生西域修整国。大魏初王,君高祖但奉使入朝,帝恭其□□□□□□□三品,位至摩诃萨宝。”[40]萨宝清淡是粟特商队首领的称号[41],因此,这边的“修整国”能够也是安氏攀援安世高的效果,安万通答当是西域安国出身,后著籍为长安人。

《坦然墓志》(658年):“河南洛阳人也。昔夏后承天,派隆基于朔北;魏皇统历,胤华胄于周南。祖嶷,齐河阳镇将。父远,隋文林郎。”[42]坦然一家也许较早地进入中原,著籍洛阳,因此只是用很笼统的“朔北”来外示迢遥的出身。

《史索岩墓志》(659年):“建康飞桥人也,其先从宦,因家原州。”[43]异国直接挑到其粟先进身。但从其夫人造安国出身的安娘和其侄《史道德墓志》(见下)的文字看,答当如罗丰师长所论证的那样,史索岩是中亚史国人后裔[44]。

《安度墓志》(659年):“长沙人也。以显庆四年岁次己未闰十月甲戌朔寝疾,卒于敦厚之第,春秋七十有八。即以其年十一月癸卯朔七日己酉,葬于洛阳城北邙山之阳礼也。既而神香迢遥,空传西域之名。”[45]安度固然汉化较深,祖籍洛阳,现在为长沙人了,但其墓志照样在他物化后的文辞里,用“空传西域之名”来外示他的安国出身[46]。

《安师墓志》(663年):“原夫玉关之右,金城之外,逾狼看而北走,越龙堆而西指,随水引弓之人,著土脾刀之域,俱立君长,并建王侯,控赏罚之权,执杀生之柄。天孙出降,侍子入朝,日殚隆于汉辰,由余重于秦代,求之去古,备在缣缃。君讳师,字文则,河南洛阳人也。十六代祖西华国君,东汉永平中,遣子抬入侍,求为属国,乃以抬为并州刺史,因家洛阳焉。”[47]文词固然繁复,而且颇有牵强附会之处,但清晰外明安师祖上很早就来到中国。从这边也能够得知,所谓“玉关之右”、“金城之外”之类的词句,往往就是外示他们的西国出身。

《史索岩夫人安娘墓志》(664年):“岐州岐阳人,修整王之苗裔也。夫弈弈仙基,分轩台而吐胄;悠悠别派,掩妫水而疏疆。徙层构于天街,族高西域;系芳蕤于地绪,道映中区。”[48]这位已是岐州岐阳人的安娘,照样要稀奇外示本身“祖高西域”。

《康达墓志》(669年)[49]:古人已经指出,这篇墓志除了名字之外,文字几乎全同于《安师墓志》[50],外明两人祖上经历大致相通,于是墓志作者就借用了以前撰写过的文字。

《康敬本墓志》(670年):“康居人也。元封内迁家张掖郡。酋率看重,播美河西。”[51]康居为汉代西域古国,唐时往往代指粟特康国,“高宗永徽时,以其地为康居都督府”[52]。因而康敬本是从康国迁到河西的,所谓元封时(公元前110-105年)迁家张掖的说法,显系假托。

《康武通墓志》(672年):“太原祁人也。远派洪流,导长澜于汉浦;崇基峻阯,擢远条于邓林。”铭词曰:“蒲昌贵族,酒泉华裔。”[53]蒲昌海(今罗布泊)曾经有一个大的粟特聚落[54],康武通家族能够来源于蒲昌的粟特侨民[55],经酒泉而著籍太原。按“邓林”是中国古代神话中夸父逐日所到的迢遥地方,则这边借用这个典故外示其来源于更远的西方。

《康元敬墓志》(673年):“相州安阳人也。原夫吹律命氏,其先肇自康居毕万之后,因从孝文,遂居于邺。祖笑,魏骠骑大将军,又迁徐州诸军事;父仵相,齐九州摩诃大萨宝,寻改授龙骧将军。”[56]康元敬答是北魏时入华,后为邺城人的粟特康国后裔。

从以上的例证能够看出,入华粟特人或则直接说本身是某国人,或者用古国名或典故外示,还有用“昆山”、“蒲海”、“玉关之右”、“朔北”等词汇来外示其远源在西方。在安史之乱以前,粟特人的墓志基本都是如许撰写。限于篇幅,以下只举相关文字,除稀奇情况外,不做详细论证。

《史氏墓志》(674年):“邺人。”铭词曰:“岩岩远岫,浩浩长源,昆山玉颖,汉水珠泉。”[57]

《何氏墓志》(674年):“太原人也,远祖因宦,今家洛阳焉。”铭词曰:“昆山引闰,汉水源长。”[58]

《史道德墓志》(678年):“其先建康飞桥人事(氏)。原夫金方列界,控绝地之长城;五(玉)斗分墟,抗垂天之大昂。远祖因宦来徙平高,其后子孙家焉,故今为县人也。”[59]

《康续墓志》(679年):“河南人也。昔西周启祚,康王承累圣之基;东晋失图,康国跨全凉之地。控弦飞镝,屯万骑于金城;月满尘惊,辟千营于沙塞。举葱岩而入款,宠驾侯王;受茅土而开封,业传枝胤。”[60]

《安神俨墓志》(680年):“河南新安人也。原夫吹律命系,肇迹姑臧,因土分枝,建旟强魏。”[61]

《何摩诃墓志》(680年):“其先东海郯人也,常见问题因官遂居姑臧宁靖之乡。”[62]从他的名字来看,恐怕何摩诃是先居凉州姑臧,后冒东海郯人的。

《康杴墓志》(681年):“河南巩县人也,原夫吹律命系,肇迹东周,因土分枝,建旟西魏。”[63]文字几乎与《安神俨墓志》全同。

《康留买墓志》(682年):“本即西州之茂族,后因锡命,遂为河南人焉。”[64]“西州”即西方、西土的有趣。

《康磨伽墓志》(682年):“其先发源于西海,因官从邑,遂家于周之河南。”[65]

《安元寿墓志》(684年):“凉州姑臧人也。”铭词曰:“妫水导源,凉土开国。”[66]

《康宜德墓志》(692年):“西域康居人也。”[67]

《安怀及夫人史氏墓志》(693年):“河西张掖人也。祖隋朝因宦洛阳,遂即家焉。夫人史氏,陇西城纪人也。”[68]两人之籍贯都直接看不出是粟特人,但两人都是粟特姓氏,且史氏祖父名“盘陀”,是典型的粟特语Vandak(仆役)的音译[69]。则不难推知也是经河西到洛阳或陇右的粟特人。

《康氏墓志》(697年):“夫人康国人首领之女也,以本国为氏。夫子即安国之首领。”[70]

《何府君墓志》(700年):“大夏月氏人也。以久视元年九月七日,终于鲁州如鲁县□□里私第。”[71]鲁州为唐朝竖立的六胡州之一,特意安放从突厥而降的粟特胡人。

《史善法墓志》(703年):“济北郡人也。夫人康氏。”铭词曰:“猗欤哲人,小彰令问,托性夷远,遗忘喜愠。”[72]

《康郎墓志》(703年):“魏州贵乡人也。或葱岭尘惊,唯欣逐鸟;蒲山雾首,情切鹰鸇。”[73]

《安令节墓志》(705年):“先武威姑臧人,出自修整国,王子入侍于汉,因而家焉。历后魏、周、隋,仕于京洛,故今为豳州宜禄人也。”[74]

《康哲墓志》(705年):“其敦煌郡人也。昔因仕邺,今卜居焉。”[75]

《安菩墓志》(709年):“其先安国大首领,破匈奴衙帐,平民归中国。”[76]

《安思节墓志》(716年):“其先长沙人也。家世西土,后业东周,今为河南人也。”[77]

以上不厌其烦地把安史之乱以前粟特人墓志中的相关原料列举出来,主意是表明粟特人并不有意逃避本身的胡人出身,有的甚至引以为荣。同时,这些文字也能够行为吾们考察安史之乱以后粟特人墓志的对照原料。

吾们也答当指出,在安史之乱以前,也有一些吾们认为是粟特人的墓志异国稀奇声明本身的胡人来历,这清淡都是汉化较深的胡人,有的则是由于墓志较短,或有缺文,而不得其详。如《康氏故夫人史氏墓志》(661年),只说是“洛州洛阳人也”[78];《康君夫人曹氏墓志》(677年)作“沛郡谯人”[79];能够与他们女性的身份相关。《康智墓志》(694年)称:“本热帝之苗裔,后有康叔,即其先也。自后枝分叶散,以字因生,厥有斯宗,即公之谓矣。”[80]从康智五代祖以来的名字来看,这一家族早已汉化,因此从其来源的记录上看不出粟特人的痕迹。但他的夫人姓支,答是汉化的小月氏后裔。遵命胡人较多内部通婚的通例,仍答当把康智看作康国后裔。此外,如康威称作“卫人”[81],安孝臣称“太原郡人”[82],康庭兰不著籍贯,答是洛阳人[83],这几位异国标明为粟先进身的粟特人,答当是汉化的效果,如康庭兰“雅重文艺”,“耽思禅宗”,已彻底汉化。汉化在安史之乱以前就已经在入华粟特人中潜移默化地发展着,但吾们在墓志中看到的表象是,大无数粟特人对于自身的来历并不讳言,也不愿割弃,彻底不挑源自西方的逆倒是小批。

但安史之乱后,生活在中原的大无数粟特人的墓志有个清晰的变化,即讳言出身,他们力图用转折本身的出身和郡看的做法,来与胡人划清周围。下面把相关墓志相关文字列出,并分类添以分析。

《康府君夫人康氏墓志》(760年):“会稽人也。春秋五十有七,以乾元三年二月廿二日,葬于长安县城西龙首原,礼也。”[84]

《康氏墓志》称:“会稽人。”[85]

《安文光夫人康氏墓志》(782):“其先会稽人也。御史医生、深赵等州团练不都雅察处置使、榆林郡王,则夫人之令侄也。春秋七十有七,以建中三年(782)二月廿二日,终于不都雅察之别第。四月廿日窆于长安县西北十二里平原,志也。”[86]康氏侄儿即建中三年任深赵等州团练不都雅察使的康日知[87]。《康日知墓志》称其封“会稽郡王”[88]。

《康志达墓志》(821年):“本会稽人也。自曾祖曰延庆,皇朝左威卫大将军,徙居为京兆长安人也。考曰日知,皇朝兵部尚书、左威卫上将军,赠尚书左仆射。”[89]康志达为康日知之子。

《何文哲墓志》(830年):“夫人康氏,以贞元十三年(797)六月十九日,终于〔长安〕延寿里之私第。夫人从公之爵,封于会稽郡,为郡夫人焉。”[90]

吾曾在另一篇文章中商议过康氏的会稽郡看题目[91]。康姓本是地地道道的粟特康国人入华后取的汉姓,《新唐书·康日知传》称:“康日知,灵州人。祖植,当开元时,缚康待宾,平六胡州,玄宗召见,擢左武卫大将军,封天山县男。”可见康日知本贯灵州,其父封天山县男,外明其家族在开元时还自称来自西域。“天山”和安史乱前粟特人墓志的“昆山”等词准许,外示家族出自西方。可是安史之乱以后,这些康姓家族,或称会稽人,或封会稽郡,有的甚至称为会稽山阴人,使人乍一看以为这边的会稽是指江南道越州会稽郡,其人是地道的汉人。在这边,智慧的粟特人实际上偷换了地理概念,由于在粟特聚居的河西瓜州地域内也有一个会稽[92]。会稽、晋昌即唐代的瓜州常笑,称会稽人者,即等于说常笑人。据上面挑到的《大唐博陵郡北岳恒山封安天王之铭》,安史之乱前,本姓康氏的安禄山自称常笑郡看。安史乱后,与之同姓又同郡看的康姓人肯定要有所覆盖,于是,他们就用唐人已经不熟识的会稽来行为本身的郡看,使人一看逆以为他们出自江南高门,而不会想到河西的常笑。颜真卿撰《康希铣神道碑铭》,详细叙述了这个家族从周武王以来直到唐朝的谱系,中心异国终止,其中说这个康氏是从南朝陈最先,“居会稽,遂为郡人焉”[93]。不过,此碑立于大历十一年(776),也不克清除是出自其家族成员挑供的假家谱的能够性。总之,大无数康姓粟特人答当是从河西的会稽迁到中原的,而安史之乱后,一局部康氏神奇地用地理概念的转换,洗心革面变成了江南的会稽人了。

这栽改换郡看的做法隐晦是那时较为远大的做法,使得有些人从姓名、婚姻等方面仍能够看作是粟特人,但倘若看他们的郡看和籍贯,已经是地道的中原人了。如:

《康晖墓志》(765年):“其先颖川人也。昔成王封康叔于卫,其后枝派由于氏焉。故前燕有归义侯康迁,从此因官卜居,今为长安人也。”[94]

《石神福墓志》(813年):“金谷郡人也。”[95]

《石默啜墓志》(817年)题“笑陵郡石府君墓志铭”[96]。

《石忠政墓志》(822年?):“京兆万年县人也。”[97]

《契苾氏妻何氏墓志》(847年):“看在庐江郡。”[98]

《安珍墓志》(850年):“世为东平郡人也。”[99]

《康叔卿夫人墓志》(856年):“(公讳叔卿,)其先卫人也。”[100]

以下年代较晚者,不再列举。

也有三个粟特人墓志不息明言本身是胡人后裔,这清淡都有稀奇的情况:

《石崇俊墓志》(797年):“府君以曾门奉使,至自西域,寄家于秦,今为张掖郡人也。”此人答当是粟特石国人,因奉使入唐,先家关内,后落籍为张掖人,由于“回向释氏”,因而异国出仕,末了卒于长安群贤里,葬在长安野外[101]。也许由于石崇俊是使者身份,因此无法在短期内覆盖,而且也异国必要覆盖,由于他的清亮的身份能够外明本身和安、史叛乱贼多无关。

《米继芬墓志》(806年):“其先西域米国人也。代为君长,家不乏贤,祖讳伊□,任本国长史。父讳突骑施,远慕皇化,来于王庭,遐□(质)京师,永通国好。特承恩宠,累践班荣,历任辅国大将军,走左领军卫大将军。公承袭质子,身处禁军,孝以敬亲,忠以奉国。”[102]这是父辈来唐朝的粟特米国使者之子,且不息以质子身份,忠于唐廷。

《何文哲墓志》(830年):“世为灵武人焉。公本何国王丕之五代孙,前祖以永徽初款塞来质,附于王庭。”其父何游仙曾任走灵州大都督府长史,参予平息安史叛乱。何文哲则自德宗以来,不息在禁军中任职,屡立功勋,文宗大和四年(830)物化前,“策勋进封庐江郡开国公”。其长子公贲,也封“庐江郡开国公”[103]何文哲一家敢于不息声称为胡人后裔,也许由于他们实在是粟特何国国王的后裔,而且在安史之乱和以后的政治搏斗中,不息与唐朝皇帝站在一面,因此不会受到轻蔑。

末了答当挑示的是,与粟特同属于胡人的波斯人,也许异国参添安史叛乱,因而并不必要隐瞒本身的出身。撰于元和十四年(819)的《李素墓志》,照样声称是“西国波斯人也”[104]。而且,根据墓志,吾们清新李素及其诸子不光都入仕唐朝各级当局,并且不息保持着本身家族的景教信念[105]。咸通十五年(874)的《苏谅妻马氏墓志》,也外明萨珊波斯遗民不光保持着本民族的祆教信念,而且还不息行使本民族的婆罗钵文[106]。

注解

[1]笔者在《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和《波斯与中国:两栽文化在唐朝的交融》两篇拙文的结论局部,都外示过这栽看法,但异国详细论证。前者见拙著《中古中国与外来雅致》,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109-110页;后者见刘东编《中国学术》2002年第4辑,76页。

[2]《旧唐书》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248页。

[3]《唐会要》卷八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1877页。按,至德二载正月唐军尚未进入长安,故“二”为“三”之讹,参看辛德勇《隋唐两京丛考》,西安三秦出版社,1991年,11页注[1]。

[4]《资治通鉴》卷二二○,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7051页。

[5]也有再未回改的例子,如长安安兴坊改作广化坊,见辛德勇《隋唐两京丛考》,44-45页。

[6]傅笑成《汉唐史论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7年,214-218页。

[7]《资治通鉴》卷二二三代宗广德元年(763)八月条。

[8]参看《旧唐书》卷一二一《仆固怀恩传》;《新唐书》卷二二四《仆固怀恩传》。

[9]参看《资治通鉴》卷二二六德宗建中元年八月条;《旧唐书》卷一二七《张光晟传》。按《通鉴》之“九姓胡”,《旧传》作“杂栽胡”,陈寅恪《旧唐书》札记此处记:“杂栽胡即西域九姓胡。”见《陈寅恪集·读书札记一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183页。

[10]同上注引《资治通鉴》。

[11]姚汝能撰、曾贻芬校点《安禄山事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38页。

[12]《旧唐书》卷四五《舆服志》,1958页。

[13]《白居易集笺校》卷三讽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册,161-162页。

[14]《安禄山事迹》卷上,6页;《旧唐书》卷二○○《安禄山传》;《新唐书》卷二二五《安禄山传》。

[15]《元稹集》,冀勤点校本,中华书局,1982年,286页。

[16]同上,284页。

[17]《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149-150页。

[18]参看拙文《女扮男装——唐代前期妇女的性别认识》,邓小南主编《唐宋女性与社会》,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即刊。

[19]参看毕波《唐代前期长安河北胡化之对比钻研》,待刊稿。

[20]《大唐故右威卫将军上柱国安府君墓志铭并序》,图版见《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三,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98页;录文见《全唐文补遗》第1辑,67-69页。参看昭陵博物馆《唐安元寿夫妇墓挖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2期,37—49页。按,本文以下所引唐代墓志原料,主要依据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和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1-7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94-2000年),除稀奇必要外,只注联相符墓志的一个出处,其他录文和图版所在从略;引文出处清淡给出全文所在,以便读者通览。

[21]张说《河西节度副大使安公碑铭并序》,见《张说之文集》卷一六,《四部丛刊》本;《文苑英华》卷九一七;《全唐文》卷二三○。

[22]《元和姓纂》,中华书局,1994年,500页。

[23]关于武威安氏的粟先进身和与安世高是否相关的题目,参看拙文《安世高与武威安姓──评〈质子安世高及其后裔〉》,黄时鉴编《东西交流论谭》,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366-379页,收好《中古中国与外来雅致》,427-440页;吴玉贵《凉州粟特胡人安氏家族钻研》,荣新江编《唐钻研》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295-338页。关于胡人与汉阳世的通谱表象,参看马驰《论仕唐蕃人之汉化》,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钻研中心编《陕西师范大学民族学论文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40-42页。

[24]《资治通鉴》卷二二一肃宗乾元二年四月戊申条未记赐姓详细年代,《新唐书》卷一三八《李抱玉传》将赐姓与徙籍均系在至德二年,不如《旧传》实在。

[25]不过李抱玉从父弟李抱真(安修仁后人)的墓志,即穆员撰《相国义阳郡王李公墓志铭》称其卒后,“中使护丧,达于洛泗,冬十月九日葬于繩池,祔先君太保之茔”(《全唐文》卷七八四),外明李抱真家能够占籍于洛阳。

[26]《全唐文补遗》第2辑,30页。

[27]王昶《金石萃编》卷一○三。

[28]墓志全称为《唐故华州潼关镇国军陇右节度营田不都雅察处置临洮军等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尚书左仆射兼华州刺史御史医生武康郡王赠司空李公墓志铭》,《全唐文补遗》第3辑,128-130页。

[29]《新唐书》卷二○七《宦者·骆奉先传》。

[30]《全唐文补遗》第1辑,209页。

[31]拙文《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中古中国与外来雅致》,59-60页。

[32]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16-19页。

[33]同上,68-72页;《全唐文补遗》第7辑,284-285页。

[34]原州说相符考古队《唐史道洛墓》,东京勉诚出版,2000年,238页(图版)。

[35]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地》,82-84页;《全唐文补遗》第7辑,285-286页。

[36]《唐代墓志汇编》, 96页。

[37]同上,124页,录自《陇右金石录》卷二。

[38]《唐代墓志汇编》,180页。

[39]同上,188页。

[40]《全唐文补遗》第2辑,129-130页。

[41]笔者对萨宝(萨保、萨甫)的性质有详细辨析,参看拙文《萨保与萨薄:北朝隋唐胡人聚落首领题目的争吵与辨析》,《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3),2003年待刊。

[42]《唐代墓志汇编》,267-268页。

[43]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地》,44-47页;《全唐文补遗》第7辑,260-261页。

[44]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地》,196-199页;又《流寓中国的中亚史国人》,袁走霈主编《国学钻研》第7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260-261页。

[45]《唐代墓志汇编》,302-303页。

[46]参看李鸿宾《唐代墓志中的昭武九姓粟特人》,《文献》1997年第1期,126页的论证。

[47]《唐代墓志汇编》,384-385页。

[48]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地》,47-49页;《全唐文补遗》第7辑,272-273页。

[49]《唐代墓志汇编》,503页。

[50] 岑仲勉《贞石证史》,作者《金石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82-84页;叶国良《唐代墓志考释八则》,原载《台大中文学报》第7期,1995年,53-54页,收好作者《石学续探》,台北大安出版社,1999年,114-115页;吴玉贵《凉州粟特胡人安氏家族钻研》,317-319页。

[51]《唐代墓志汇编》,530-531页;《全唐文补遗》第2辑,234页。

[52]《新唐书》卷二二一《西域传》康国条。

[53]《唐代墓志汇编》,545页。

[54] P. Pelliot, “Le ‘Cha tcheou tou tou fou t’ou king’ et la colonie sogdienne de la region du Lob nor”, Journal Asiatique, 11 serie 7, 1916, 111-123; 冯承钧译载《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七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年,25-29页。

[55]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雅致》,作者《唐代长安与西域雅致》,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31页注[34]。

[56]《唐代墓志汇编》,571页。按,“康居”之“康”字,“九州”之“九”字,诸家录文作缺字,现据《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绳》330页所刊图版补。

[57]《唐代墓志汇编》,584-585页。

[58]同上,585页。

[59]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地》,93-96页;《全唐文补遗》第4辑,376-377页。参看罗丰《也谈史道德墓族属及相关题目》,《文物》1988年第8期,92-94页;李鸿宾《史道德族属及中国境内的昭武九姓》,《中心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3期,54-56页;李鸿宾《史道德族属题目再考察》,《祝贺王钟翰师长八十寿辰学术论文集》,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358-365页;邓文宽《史道德族出西域胡人的天文学考察》,作者《敦煌吐鲁番天文历法钻研》,兰州甘肃哺育出版社,2002年,332-338页。

[60]《唐代墓志汇编》,658页。

[61]同上,669-670页。

[62]同上,670页。

[63]同上,680页。

[64]同上,694页。

[65]同上,694-695页。

[66]《全唐文补遗》第1辑,67-69页。

[67]同上第6辑,336-337页。

[68]《唐代墓志汇编》,845-846页。

[69]参看李鸿宾《唐代墓志中的昭武九姓粟特人》,127页;拙文《祆教初传中国年代考》,《中古中国与外来雅致》,288页。

[70]《全唐文补遗》第5辑,231-232页。

[71]《文物》1988年第9期,56页;《全唐文补遗》第6辑,349页。

[72]《唐代墓志汇编》,1016页。

[73]同上,1016-1017页。

[74]同上,1045-1046页。

[75]同上,1052-1053页。

[76]同上,1104-1105页。

[77]同上,1180页。

[78]同上,335-336页。

[79]同上,633页。

[80]同上,855-856页。

[81]同上,1270页。

[82]同上,1433页。

[83]同上,1511页。

[84]《全唐文补遗》第3辑,107页。

[85]《咸宁长安两县续志》卷下著录。

[86]《全唐文补遗》第6辑,466页。

[87]师小群《西安郊区出土唐韩国信、康氏墓志考述》,《陕西省博物馆馆刊》第4期,1997年,210页。

[88]《宝刻丛编》卷七;又《新唐书》卷一四八《康日知传》。

[89]《全唐文补遗》第5辑,431-432页。

[90]同上第1辑,285页。

[91]《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中古中国与外来雅致》,60-62页。

[92]《晋书·地理志》记元康五年(295)立会稽县,属晋昌郡。又《通典》卷一七四《州郡典》瓜州条:“苻坚徙江汉之人万余户于敦煌,凉武昭王遂以南人置会稽郡。”北周时废郡为县,地点就是晋昌郡治。后县治迁到玉门废县,即今赤金堡地。参看李并成《归义师会稽镇考》,《敦煌吐鲁番钻研》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223-228页。

[93]《颜鲁公文集》卷七;《全唐文》卷三四四。参看程越《从石刻史料看入华粟特人的汉化》,《史学月刊》1994年第1期,23页。

[94]《全唐文补遗》第5辑,408页。

[95]《唐代墓志汇编》,1991页。

[96]同上,2024-2025页。

[97]同上,2086页。

[98]同上,2260-2261页。

[99]同上,2281页。

[100]同上,2347页。

[101]同上,1892-1893页。

[102]《全唐文补遗》第3辑,143页。

[103]同上第1辑,282-286页。

[104]同上第3辑,179页。

[105]拙文《一个入仕唐朝的波斯景教家族》,叶奕良编《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第2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82—90页;收好《中古中国与外来雅致》,238-257页。

[106]夏鼐《唐苏谅妻马氏墓志跋》,《考古》1964年第9期,458—461页;伊藤义教《西安出土汉婆相符璧墓志婆文说话学的试释》,《考古学报》1964年第2期,195—202页;W. Sundermann and Th. Thilo, “Zur mittelpersisch-chinesischen Grabinschrift aus Xi’an”, Mitteilungen des Instituts fur Orientforschung, 11.3, 1966, pp.437-450; J. Harmatta, “The Middle Persian-Chinese Bilingual Inion from Hsian and the Chinese-Sasanian Relation”, La Persia nel medioevo, Roma 1971, pp.363-376;H. Humbach and Wang Shiping, “Die Pahlavi-chinesische bilingue von Xi’an”, Acta Iranica, 28, 1988, pp.73-82; 刘迎胜《唐苏谅妻马氏汉巴列维文墓志再钻研,《考古学报》1990年第3期,295-305页;林梅村《唐长安城所出汉文-婆罗钵文双语墓志跋》,作者《西域雅致》,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251—258页;张广达《再读晚唐苏谅妻马氏双语墓志》,《国学钻研》第10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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